刘毅:反潮流的西晋“事功”名臣

2018-11-27   阅读:157

  刘毅一入,就一鸣惊人。到了曹魏末年,刘毅被当地推举为孝廉,辟为司隶都官从事。他任职期间,“京邑肃然”,秩序井然,百姓称道。刘毅深受鼓舞,决定的高级官员河南尹。顶头闻听此事,劝告他:“攫兽之犬,鼷鼠蹈其背。”

  意在提醒刘毅,河南尹跋扈背后,有众多支持,轻易恐有不测之祸。刘毅毫不:“既能攫兽,又能杀鼠,何损于犬。”刘毅认为只要“攫兽”过程中,时刻提防背后,可以立于不败之地。

  刘毅弃官,隐居故乡,声名日响。同郡官员王基数次举荐刘毅,褒他“方正亮直,介然不群,言不苟合,行不苟容”,是有补于世的能臣。王基希望朝廷能破格选用,就像“伯乐取骐骥于吴坂,秦穆拔百里(奚)于商旅”一样。

  魏元帝景元四年(公元263年),权臣司马昭因灭蜀之功晋封相国。他想扩充相国府力量,决定征辟刘毅做相国掾。当时司马氏正紧锣密鼓地取代曹魏,刘毅以疾病推辞,“积年不就”。当时朝臣都说刘毅内心依旧忠于曹魏,所以司马昭“怒其顾望”,对他发出死亡。在下,刘毅恐惧,应命,后转为主簿。

  咸熙二年(公元265年),司马昭之子司马炎称帝,改元泰始,建立晋朝。新朝初建之际,司马炎为笼络,大封前朝官员。刘毅被任命为尚书郎,随即提拔驸马都尉,又迁散骑常侍,又任国子祭酒。但刘毅易其服而不易其道,易其朝而不易其性,一如往昔。

  刘毅原则、不愿的品性,一方面让晋武帝觉得其有可用之处,“以毅忠蹇正直,使掌谏官”;一方面又觉得刘毅始终有难驯服的地方,时常侧面敲打,“转城门校尉,迁太仆,拜尚书,坐事免”。晋武帝想“双管齐下”,通过拉拢与,让性格孤傲的刘毅彻底臣服。

  刘毅转察领域,好似如鱼得水,迅速出台一系列整顿吏治的举措。他纠察京师豪右,,“京师肃然,司部守令望风投绶者甚众”。当时百姓将刘毅比作西汉宣帝年间“正色立朝”的盖宽尧、汉元帝时期“刚直不阿”的诸葛丰(诸葛亮先祖)。

  对刘毅的肯定,更坚定了他的意志。他将鞭挞矛头对准了任何不守者,甚至连皇族也不例外。皇太子司马衷朝见晋武帝,通过东掖门的仪仗队喧闹杂乱。刘毅认为这违度,将仪仗队喝止于大门外,并上奏皇太子的师傅。后来经过晋武帝亲自调和,皇太子才低调进入朝门。

  晋武帝后,为显示得位正当,原先还能保持谦逊作风,但随着平定吴国结束汉末近百年,武帝愈发志得意满,日渐沉醉在巨大武功中。随着天下升平无事,他也越来越钟爱奢靡享受。在的带动下,群臣竞相效仿,朝廷以攀比为尚。著名的石崇、王恺斗富,极尽奢靡铺张之,晋武帝不仅不加,反而积极参与其中。

  对武帝沉溺,刘毅内心极为反感。他借着武帝炫耀的机会,劝谏一番,就言道:“可方桓灵。”桓帝、灵帝是东汉有名,在位期间横征暴敛,天下骚乱。诸葛亮作《出师表》,就曾用“桓灵”来警戒后主刘禅。

  西晋社会阶层固化,士族穷奢极欲,寒族进身无门,潜藏着巨大危机。刘毅一针见血地,让君臣对话紧张到一触即发的地步。武帝怜惜刘毅才能,就解嘲打圆场,为解除尴尬找到一个台阶,“桓灵之世,不闻此言。今有直臣,故不同也”。从此,武帝与刘毅之间留下深深嫌隙。

  从事实来说,刘毅对武帝评价过于“激切”。武帝代魏后,文治方面颁布《泰始律》,以礼制经义,以三省六尚书代为施政,奠定三省六部制雏形。武功方面西平鲜卑叛乱、南灭东吴一统、结束近百年。他还设立“常平仓”、罢州郡兵,降低百姓负担,全国户口三年内增加了一百三十万户。

  紧张关系还需第三人居中调解。最后,八面玲珑、担任散骑常侍的邹湛,巧妙化解武帝。他先对晋武帝言:“世谈以陛下比汉文帝,犹不多同。”但随即他话锋一转,不留痕迹地逢迎:“昔冯唐答文帝,云不能用(廉)颇(李)牧而文帝怒,今刘毅言犯顺而陛下欢。然以此相校,圣德乃过之矣。”原来邹湛不是觉得晋武帝比不上汉文帝,而是认为汉文帝配不上晋武帝。

  邹湛巧妙献媚,但武帝也并非好糊弄。他对邹湛抛出疑问:“我平天下而不封禅,焚雉头裘,行布衣礼,卿初无言。今于小事,何见褒之甚?”晋武帝疑惑,我平时做的如封禅、珍宝的大事,没听到你说什么好话,怎么如今一件小事会如此褒我?

  这个问题颇为刁钻,很难回答。但机敏聪慧的邹湛轻运灵思,就将难题巧妙化解:“臣闻猛兽在田,荷戈而出,能之。蜂虿作于怀袖,勇夫为之,出于意外故也。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,言语有自然之逆顺。向刘毅始言,臣等莫不变色。陛下发不世之诏,出思虑之表,臣之喜庆,不亦宜乎!”

  邹湛回答之巧妙,在于告诉晋武帝:你从前所作种种“大事”,都是在臣子意料之中。而宽容刘毅犯上之语,不加任何追究,实在出乎臣子意料之外。所以自己格外“喜庆”,要发这顿感慨,赞叹君主虚怀若谷的伟大。

  太康五年(公元284年),传言有“龙”现身首都洛阳的武库井中。青龙出现后,马上有人向武帝道喜。武帝也非常好奇,亲自前往观摩龙的风采。许多大臣认为这是吉兆,象征大晋国运昌盛,请求举行朝贺庆祝。只有刘毅发不祥之语,泼了一盆冷水。他引述历史上曾出现“龙”的记载:“昔龙降郑时门之外,子产不贺。龙降夏庭,沫流不禁,卜藏其漦,至周幽王,祸衅乃发……”

  公元前523年,郑国洪水,有两条龙在国都门外河中打斗。国都百姓惊慌失措,请求用祭祀来驱除。郑国执政大臣、著名思想家子产认为:“我斗,龙不我现也。龙斗,我独何现焉……”子产认为“龙”乃自然之物,与人类行动没有关系,不需要专门祭祀。

  权位日重、待遇日隆后,刘毅“刚直”之气不曾。他对武帝的谏诤,不止于南郊祭祀后的犀利问答,更表现在著名奏疏《宜罢疏》中。这篇近两千字的奏疏,是反对九品制的经典之作,全文收录于《晋书》中。

  东汉后期,豪强愈发庞大,门第观念越来越成为选才的主流标准。代表士族利益的司马氏集团取代曹魏后,士族制度达到制、完备化阶段。刘毅为官极重“事功”,一贯反对靠门第博取。他认为“魏立九品,权时之制,未见得人,但有八损”,所以上疏请求予以彻底废除。

  是推行九品制的组织。按照,官评议士人品德,应该全盘考虑士人父、祖的籍贯、来评定门第高低,然后人事部门再根据门第高低,决定应授职的大小。但在实践中,这种选官制度越来越简单,往往是门第越高,意味着职位越高;门第如果卑下,职位必然庸冗。而那些不属于士族之列的寒士,根本没有进身机会。久而久之,社会阶层凝固,人才流动趋于停滞。

  之职弊端远不止于此。刘毅在奏疏中指出,官肩负选才之责,但多利用手中:“今之,不精才实,务依党利;不均称尺,务随爱憎。所欲与者,获虚以成誉;所欲下者,吹毛以求疵。高下逐强弱,由爱憎……”依靠个人喜好而评定的人才,往往也是的庸才蠢材。

  仅从刘毅揭露的一端,即可窥见西晋时“职为,实为奸府”的情况。刘毅奋力疾呼“上品无寒门,下品无势族”,认为“自魏立以来,未见其得人之功,而生仇薄之累。毁风败俗,无益于化,古今之失,莫大于此”,要求废除制,取消九品选才法,“弃魏氏之弊法,立一代之美制度”。

  刘毅对选人制度的,,切中时弊之要。奏疏呈递,武帝动容,“优诏答之”。但九品制是士族地位的组织基础,刘毅的自然遭到他们极力反对。武帝为了士族支持,内心虽然同意刘毅,却无法付诸实践,最终“帝竟不施行”。

  武帝虽然器重刘毅,也常借助他群臣,但他始终刘毅的“峭直”,并不愿让其担任公辅,也不愿他再度出山。尚书省在武帝下,以刘毅“悬车致仕,不宜劳以碎务”为由。没想到,尚书省的决定竟然遭到不少大臣反对。

  光禄勋石鉴也接着上疏,褒刘毅识别人才的眼光,“(刘毅)纯孝至素,著在乡闾。忠允亮直,竭于事上,仕不为荣,惟期尽节。正身率道,崇公忘私,行高义明,出处同揆。故能令义士其风景,州闾归其”。

  在两位大臣谏诤下,刘毅才得以出任青州大。早年,刘毅曾要求废除,可惜在反对下没有实现。如今青州二品以上人才由他甄别,他更觉肩负责任重大。刘毅不顾年高体弱,遂入州都,铨正人流,清浊区别。而他所要罢免的的上品人才,也是“自亲贵者始”。

  武帝虽然看重刘毅“事功”,却并不完全信赖他,此前刘毅出任青州大,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刘毅去世后,有官员认为刘毅“忠允匪躬,赠班台司”,可以谥号,以褒他的一生。武帝地召集几位执政大臣,咨询他们的意见。执政大臣大多赞同给予刘毅谥号,并写好奏疏。但奇怪的是,奏疏呈递后,竟久久没有消息,最终没有下文。

  幸运的是,刘毅离世时西晋虽然危机深藏,却还是“牛马被野,余粮栖亩,行旅草舍,外闾不闭”的。在他逝去六年后,西晋皇室爆发惨烈的“八王之乱”,社会经济遭到严重。随后,西晋倾覆,近三百年开始,中原地区进入“”时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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